【五月專題】20世紀初美國女工境況：既要「看臉」，又嫌「輕浮」｜城與邦

作者簡介

羅蘭

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政治系碩士

研究興趣：憲法，近代政治思想史

前言

　　本文刪減性地翻譯了大眾文化研究及勞工研究教授Nan Enstad於1998年發表的長篇論文〈塑造政治身份：關於政治主體的歷史建構與文化研究（Fashioning Political Identities: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Subjects）〉。本文試圖探求女性工人如何通過「服裝」來應對周遭的各種歧視，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同時研究工會領袖如何處理這些身著時尚的罷工女工引發的社會討論。

　　需要注意的是，因為文章有刪節，在討論女性工人通過成為「淑女」來反抗歧視的部分略顯邏輯跳躍。

時尚與罷工

　　在1909年11月，2萬多名身穿襯衫的女工走上紐約街頭罷工，輿論卻立刻關注起這些女性抗議者時髦的穿著。《科里爾》雜誌（Collier's）的一位評價員寫道：「眼前本是一場社會危機，而我看到的卻是一次節日慶典——繁複的貼身服飾，高聳的髮髻。我甚至還看到頭巾和鑽石項鍊的照片出現。」

　　女工一向對消費文化的產品，尤其是時尚產品，懷有極大熱情。但穿著精緻的女性抗議者卻並不符合中產階級對政治參與者的「正確著裝」要求，於是科里爾雜誌的報導員也並沒有將她們視作「政治主體」。但這場「襯衫罷工」（shirtwaist strike）在勞工史與女性史卻相當聞名，因為這是那時為止最浩大的一次女性主導的罷工，並且它引領了一系列20世紀10年代的女性罷工運動，正式宣告勞工女性開始參與政治，同時建立了屬於女性的工會聯結。儘管「時尚」並沒有在正式的罷工歷史書寫中起到重要作用，但這一話題卻在有關「罷工」的公共討論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本文力圖探求有關1909年「襯衫罷工」與女性服飾時尚的關係，並試圖回應學者研究在「政治」與「文化」的關係時遇到的問題。

罷工女工形象

勞工文化研究與大眾文化研究間的隔閡

　　近年來，研究美國與美國史的學者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大眾文化和大眾消費。學者開始關注「文化」在歷史人物的日常生活起到的關鍵作用，認為人們的政治觀念是在衝突的文化與受限的環境中被塑造出來。相反，有關勞工政治抗爭的通常研究卻通常將歷史人物書寫為「穩定的主體」，擁有充分的自由與自主性，可以通過行動將自己的意願來干預政治。所以通常而言，大眾文化研究與勞工抗爭研究之間存在一定差別。

　　而本文試圖融合兩者，將通常在大眾文化研究中關注的「偶然性」、「不穩定的主體性」、以及「受限的自主性」，用於研究底層政治，認為草根階層的政治參與並不是統一的、有意識的、理性的自主行動，而是充斥著矛盾與文化鬥爭，並受到其他文化領域變化的影響，是一個多種「文化」的角力場。所以，我們應該書寫更多元的勞工抗爭史，開始關注文化與社會研究對其的影響。

　　首先，本文試圖用文化理論來解讀女性勞工追求時尚的諸種行為。其次，文章將集中討論1909年「襯衫罷工」中，女性高調的時尚裝扮之所以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部分是因為許多人認為「時尚」是一種「不理性」且「女性化」的追求，會有損女性參與罷工活動的嚴肅性。所以勞工領袖策略性地創造出衣著簡樸嚴肅的「小女孩抗議者」（girl striker）形象，以滿足大眾對政治主體通常形象的期望，並有意識地忽視穿著時尚的女性勞工在抗議中起到的作用。而依賴工會與左派記錄的研究罷工的歷史學家，也重複了這一「忽略」。所以，有關罷工的歷史書寫僅承認了「某一種」政治主體的形象，而排擠了其他的歷史選擇，致使它們湮沒在文化塵埃中。

罷工女工形象

成為「淑女」的願望

　　在上世紀更迭之際，許多女工選擇穿著遠遠高出中產階級品味的華麗服飾。她們試圖通過和「商品」有關一系列行為（諸如購物、改衣、打扮等，譯者註），將自己塑造成為「淑女」（lady）。在20世紀早期，女工們就因她們的著裝聞名：羽毛裝飾的寬沿帽，「過度」的色彩運用，精緻卻不實用的法式高跟。當她們衣著「高端」時，女工們驕傲地宣告：她們成為了「淑女」。

　　當女工們將自己打造為淑女後，她們同時「擁有」了原本獨屬於中產、甚至高產階級「淑女」的階級地位。時尚一向被用以區分階級屬性與品味，是特權與差別的文化象徵。這一文化象徵也用於展現階級屬性，將中產階級女性與勞工女性以及有色女性區別開，將後兩者隔離在「淑女」行列之外。身處在一個將「成功的工人」視為「男性專利」，將「成功的女性」視為「中產階級專利」，將「成功的美國人」視為「安格魯·撒克遜人專利」的社會，女性勞工成為「淑女」的努力，也展現了女工日常所經歷的性別、階級、種族隔離。由此，女工們的時尚追求也展現了20世紀初美國社會中的文化矛盾與流動變化的身份認知。

1. 種族歧視

　　當女工們認識到她們所創造的商品的價值遠高於她們自身的價值時，她們開始意識到，在美國，自己「美國化」的外貌比品格更重要。移民女性也迅速認識到了這一點。一位坦率的主要依賴意大利裔女工的老闆稱，他不會僱傭一位不戴禮帽或穿戴著意大利傳統披肩的女性求職者。他認為一位「美國化」的女工會更容易相處。莉莉安·沃德（Lillian Wald）也報導稱，許多下東城的女工往臉上抹粉並不是出於熱愛化妝，而是因為「雇主並不喜歡面露倦容的女工為他工作」，也可能是因為雇主不願意看到勞作的日常損耗反映在他們年輕的女工臉上。不管原因為何，雇主們都傳遞出一個穩定的信號，那就是相比起經驗、技能、能力或態度，「外貌」在求職過程中更為重要。另外，這些雇主也清楚表明，女工的外貌，而非她們作為工人對國家財富增長的貢獻，或是對美國文化的參與，構成了「美國化」的核心。

2. 階級歧視

　　女工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接觸到了那些靠衣著來區分等級的中產和高產階級分子。女工們深刻地體會到，因為她們的工作與收入，她們被作視「不修邊幅」，從而「更不像一位女性」。伊麗莎白·哈薩諾維茨回憶起她買站票看音樂會的經歷。她當時身體很不舒服，所以一位男士早退來給她讓了座。但兩位「淑女」卻叫來了檢票員將她趕出了座位，因為她沒有穿正式的服裝。事件之後，哈薩諾維茨記錄下了她的憤怒和對財富的渴望：

我的心裡滿是憤怒與不公。為什麼我沒有權力去聽一場我喜歡的音樂？……當我靠著欄杆站的時候，心裡湧起新的野心——我要賺足夠多的錢，買下最貴的位置，然後把它們都分給襤褸衣衫的窮人，並告訴人們，「穿得破爛」的人可能比穿著「金線綢緞」的人更懂得欣賞音樂。

　　哈薩諾維茨開始明白在階級區分中，外貌與衣著比欣賞品味更為重要。

3. 性別歧視

　　女性很快發現，服飾在與男性交往過程中也起到了相當作用。一位花掉一周4美元工資四分之一的服裝女工說道：「一個女孩如果不懂穿著，即使她長得漂亮，也會處境困難。」其他兩位女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下漂亮衣服，並通過這些衣服獲得晚餐或電影約會。一位改革家敘述了她們之後的對話：

你瞧……這些漂亮衣服可以帶來多大的改變！如果你想吸引任何注意力，你就得穿出你的風格。但無論如何，這些衣服已經幫我們省下了多少錢——免費的晚餐，免費的電影——它們還能接著省更多。

　　正如凱西·佩斯（Kathy Peiss）提到的，女工們開始進入「休閒經濟」（leisure economy），即通過男性的招待來彌補拮据的工資。「服飾」便是參與這種經濟的一種投資。另一位女工記錄下了女性勞工在夏季鄉村俱樂部旅行前，在衣服上花費的功夫：

她們花上好幾週的時間熬夜做長裙、襯裙和其它無用廉價的衣服；因為她們必須在那些昂貴的俱樂部裡面顯得「上得了檯面」。誰知道呢？可能老天會給她們安排一個像樣的男人。她們於是有可能擺脫她們厭惡的商店和對生存境況無盡的焦慮。所以，這些漫長而惱人的疲倦準備，這些在衣服上的投資，可能最終會變成一門賺錢買賣。

　　女性們明白了在一個女性工資比男性工資低已成為「制度」的勞工市場裡，她們的服飾所包含的文化意義。在「本土主義」、「階級歧視」、「性別歧視」的環境中，女工們漸漸明白穿著的重要性，所以「時尚」成為她們的重要追求也不足為怪了。

追求明星同款或往紅臉是否也是相同的癥結

看不見的女性抗議者

　　1909年11月23日，當女性罷工抗議開始的時候，女工並沒有自然而然地被大眾認可為「政治主體」。儘管這場罷工在之後被定性為「女性罷工」，在1909的11月，這場前所未有的罷工震驚了勞工領袖、雇主和普通大眾：它爆發自以女工為主的工廠裡，且數千名女工走上了紐約街頭。《科利爾》雜誌記者寫道：

我對罷工的一貫印像是在一場陰沉的集會上通過同樣陰沉的決議；背景中總有用手帕擦拭眼淚的母親宣誓她們會繼續這偉大事業，還有因為一小根煮湯的骨頭大聲啼哭的嬰兒……我反對道：「但她們（指罷工女性，譯者註）並不顯得有任何抱怨情緒。」要拋掉固有印象委實困難。

　　代表中產階級意見的《科利爾》通過罷工的「外貌」來評價這場罷工的嚴肅程度與價值。一些反對罷工在公開報導中，用抗議工人的「服飾」與「愉悅程度」來詆毀這場罷工的正當性。有些對女性罷工者的報導具有明顯目的性的。有的報導稱，這些罷工女工的服飾表明了她們經濟上並沒有不足。《紐約晚報》稱這些抗議者「穿戴著她們最好的帽子與衣服，看起來與窮困與飢餓顯得毫無關聯。」另一些報導稱這些年輕姑娘只是為了好玩，可以休假，並沒有對勞工境況有理性的控訴。

　　罷工領袖們為了回應大眾報導對這些女性罷工者的關注，只得選擇從「衣服」上下手。勞工首領開始強調這些工人們的衣服質量不佳，並迴避關於衣服時髦樣式的話題。一些典型的報導形容這些工人們「削瘦、蒼白、衣著破舊」，或是「吃得不好，穿得不好」。儘管這些報導並沒有過分誇大工人們的窮困狀況，但它們卻從與罷工有關的歷史中抹去了女工和她們試圖通過服裝獲得的權利的相關討論。

　　另外，一些「親工會」的報導為了扭轉大眾對罷工女工「是狂野暴力的」的印象，力圖塑造「柔弱」、「嬌小」的女性罷工形象，把她們形容為落在「大罷工叛徒」 、「大惡霸」、「壯碩的、六尺高的警察」手上的「小姑娘」。《紐約呼叫》（New York Call）刊發了一幅漫畫，一個瘦小的女工（黎貝卡·泰勒）站在一個高大的官員與一個男性罷工叛徒[1]的面前，宣稱她要攻擊他們。漫畫家將女工畫得不及面前的男性一半高，並標上標題「法官，救救我，她說她要狠狠打我！」儘管這幅畫試圖表現女工在罷工警戒上面對的困難和法庭上的不公，但將女工工人描繪成了虛弱的受害者，而非勇敢的罷工抗議者。

　　最終，因為這些女工的形象並不符合工會的要求，她們消失在了有關罷工的歷史敘述中。我們要明白的是「成為淑女」在特定時期成為了一種政治身份訴求：它產生於性別、階級、種族的權力關係中，並成為了一門與壓迫抗爭的語言。同樣重要的問題是，工會如何回應女性罷工者的「淑女」身份認同。自然地，工會領袖對女性工人問題的處理將影響到她們更長遠地參與工會活動。

紐約女工形象

註釋

1. 即拒絕加入工會、參與罷工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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