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譚銳捷
簡介｜英國約克大學政治系博士生
興趣｜二十世紀政治思想
前言
在英國大學的政治系中，政治理論方向主要有兩種路徑：以分析哲學為工具基礎，分析並試圖解決“應然”政治問題的當代政治哲學路徑，和對歷史中政治思想家的文本進行詮釋和反思的政治思想史路徑。在思想史路徑中，劍橋學派(Cambridge School)的地位不容忽視。國內學界經常談到的施特勞斯學派和劍橋學派的方法論之爭，在英國並不是特別明顯。劍橋學派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基本處於一家獨大的地位。在上個世紀歷史六七十年代，一批與劍橋大學有著密切聯繫的政治思想史學者（Dunn, Poccock, Skinner）發表了一系列基於新的思想史方法論的作品，以及Skinner一篇宣言式的“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標誌著劍橋學派的出現。這個學派一直繁榮到現在，出現了劍橋大學政治係與歷史系合辦的劍橋政治思想中心，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劍橋政治思想史系列的經典原著，以及“Ideas in Context”思想史研究專著系列。劍橋大學深厚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傳統享譽學界。
這個傳統似乎開始於劍橋學派的誕生，但是這個誕生本身顯得過於突兀。Skinner在採訪中曾經提到，在劍橋學派誕生的六七十年代，劍橋大學是沒有政治系的，這與一個著名大學的身份是很不相匹配的。但是，劍橋大學擁有一個規模對於一所傳統名校來說仍然非常龐大的歷史系。Skinner簡略提到了劍橋大學歷史係長時間涉及到政治學教學的安排，以及用歷史理解政治的傳統，似乎暗示了我們這個劍橋學派的誕生有著寬厚的背景影響。
在今年第三季的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雜誌上，James Alexander的文章“THE CAMBRIDGE SCHOOL, c.1875–c.1975”考察了這項傳統的歷史。他認為劍橋學派以歷史理解政治的傳統，可以追溯到1875年Seeley的”Historical Tripos”(Tripos指劍橋大學的本科項目)的建立。以用歷史理解政治的標準來看，這才是“劍橋學派”的真正起點（下文以加了引號的“劍橋學派”代指Alexander認為的開始於1875年的劍橋傳統，以沒有加引號的劍橋學派代指我們熟知的以政治思想史研究為核心的學派）。更有趣的是，他認為我們所熟知的以政治思想史研究出名的劍橋學派的誕生，反而是“劍橋學派”傳統衰落的標誌。
Alexander認為，“劍橋學派”在基於用歷史理解政治的共識上，發展出了四種政治研究的傳統，分別是政治科學（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政治科學與我們現在所談論的基於行為主義的政治科學大相徑庭），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和政治神學。種種機緣巧合之下，政治思想史的傳統取得了“霸權”，而另外三種傳統逐漸衰落。這個過程可以從“Historical Tripos”中的“Political Papers”（Paper指劍橋大學中的本科課程）的內容得到反映。最開始的Political Papers叫做通用法學與政治哲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General Jurisprudence）。很快，在1885年，就被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取代。而在兩年後，政治科學又被細分為歸納政治學(Inductive Politics)和演繹政治學(Deductive Politics)，並且隨後又被正式命名為政治科學A和政治科學B。這樣的課程分類一直沿用到1931年，直到前者被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後者被現代國家的理論(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所取代。在1975年，政治思想史Paper被擴展為兩個Papers，1700年之前與之後的政治思想史，現代國家的理論Paper則改名為政治哲學(Political Philosophy)。在1997年，它又被重組為1890年以來的政治哲學和政治思想史Paper（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from c.1890）。
我們可以發現，“Historical Tripos”中政治思想史的分量越來越大（三個Papers中的兩個半），政治哲學從能佔一半比例到只能與1890年後的思想史共享一個Paper。而政治科學在1931年從就從中消失，直到它與心理學和社會學一起組成了新的“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Tripos”。政治神學則從來沒有過正式的專屬課程。
那麼，政治思想史是怎麼在這場學科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呢？Alexander認為，少量的關鍵學者對塑造關於歷史與政治的關係的理解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在下文將簡略介紹政治科學、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和政治神學四大傳統中，Alexander總結出的關鍵學者的貢獻，並且嘗試思考一個更有趣的問題，即政治思想史是如何到達劍橋學派的霸權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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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八世批准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君主製造 |
政治科學
作為用歷史理解政治路徑的開創者，Seeley是政治科學傳統的代表。他認為政治科學應該是類似自然科學的，完全基於歸納法的實驗研究。但是，歷史是進行這種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在Seeley的政治科學中，國家而不是社會佔據了中心的地位。這種傳統從十九世紀晚期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期，以至於大學拒絕了一筆用於設立社會學教席的資金，只同意將其用於設立政治科學講席，因為政治科學可以“被解讀為關於政治的廣闊研究。”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社會開始越來越受到了重視。Laslett，Runciman和Dunn強烈要求把哲學和社會學結合起來。譬如，Laslett注意到了哲學家明顯不願意涉及政治的傾向。他認為如果不踢開這種“隱喻的，理念的，懷疑的”政治哲學，進行政治科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我們不可能得到一種真正的關於政治的可行理論。Runciman雖然並不完全同意Laslett對政治哲學的批判，但是認為只有通過政治社會學才能解決當代政治最重要的問題。政治思想史
政治思想史的傳統開始於歷史學家們對Seeley政治科學傳統的敵視，因為Seeley認為歷史對於政治科學來說是工具性。對於政治與歷史的關係，他們都認同Maitland的觀點，“政治科學要么是歷史，要么是騙子”。Butterfield出版於1931年的作品“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是對歷史的學術地位的經典辯護。Butterfield直接影響了Lastett（“Patriarcha”，1949）和Pocock（“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1957）。Skinner在1969年的著名方法論論文則最終為這種傳統定下基調。需要注意的是，在歷史學家對歷史學術地位的辯護過程中，曾經有著非常大的可能性將政治科學完全移除historical Tripos（Prothero, Ward, Creighton, Maitland, Cunningham都讚同這麼做）。但是Seeley“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講席的繼承者Acton堅持認為歷史的完整性不能沒有政治思想史的存在。Acton，以及Figgis都認為，研究過去的文本最為重要的目的是讓我們更好的感受過去的觀念。正是在Figgis的政治思想史作品中，歷史學家發現了對Seeley最好的回應。歷史並不是事實的儲藏室（Seeley的觀點），而是觀念中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檔案。正是這種歷史本體論的建立，使政治思想史家們在不否認歷史與政治緊密相連的同時，否認了Seeley歷史是政治科學工具的觀點，為一大批劍橋學派政治思想史家（Barker, Adcock, Woolf, Russell Smith, Evennett, Morris, Ullmann, Finley, Laslett, Forbes, Pocock, Parkin, Cargill Thompson, Abrams, Burrow, Luscombe, Skinner, Dunn and Tuck）奠定了基礎。
政治哲學
政治哲學傳統開始於Sidgwick，他幫助Seeley創立了Historical Tripos，並使政治哲學成為了其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他並沒有完全否認歷史的作用，但是認為要理解“政治的目的”，即什麼是政治應該做的，政治哲學才是最關鍵的。作為Sigdwick的崇拜者，Barker認為“政治理論”（Barker更喜歡稱Sidgwick的政治哲學為政治理論）主要是思辨“道德存在”的人的政治的目的。他承認政治思想史的重要性，但是認為這種重要性是工具性而不是目的性的。Barker是劍橋大學第一任政治科學講席教授，他的講席本應被Oakeshott繼承。Oakeshott非常警惕歷史的危險性，即使學生在不同的歷史理解中徘徊而不能有自己的理解。然而，Oakeshott離開劍橋去LSE任教使政治哲學傳統在二十世紀中旬迅速像政治思想史傳統投降。
政治神學
儘管在“劍橋學派”用歷史理解政治的大傳統中，眾多學者的作品經常涉及到宗教的維度，政治神學仍然只是“劍橋學派”中的一項無名傳統。其中，政治哲學傳統和其最為親近。Sidgwick，Barker和Oakeshott都認為有一個非世俗的王國存在。在政治思想史家們對歷史的本體論探索中，政治神學的痕跡也非常明顯。譬如，Acton認為歷史學是一種“解放”，歷史學家可以上升至歷史本身之上而觀察到“神聖秩序的智慧”。這種政治神學與政治哲學有一種邏輯上的相似，都強調一種永恆的存在。政治哲學的永恆存在是一種抽象存在，政治神學的永恆存在則與一種作為標準判斷其他歷史事件的歷史事件緊密相連。Butterfield則認為，歷史是寫在當下的。這種標準影響了整個六十年代劍橋學派的政治思想史家。 | ||
| 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Leviathan |
結語
在“劍橋學派”一百多年的發展和鬥爭史中，政治思想史傳統取得了霸權的地位，使得用歷史理解政治的豐富內涵和可能性被局限在思想史形式當中。這種局面很大程度是由傳統的英式講席教授制度形成的。雖然Seeley有一套自己對政治科學的理解，他的繼任者Acton強調了思想史的重要性，直接影響了六十年代劍橋學派的繁榮。Seeley一派政治科學傳統對社會的排斥，使得政治科學傳統不得不在外系開展新的出路，形成了與Historical Tripos不相關的“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Tripos”，從而與Seeley一派強調歷史作用的政治科學分道揚鑣。政治哲學傳統本來順利延續自己的路徑，尤其是通過Sidgwick的崇拜者Barker擔任政治科學教授講席壯大自己的影響，卻因為Barker的繼任者Oakeshott出走LSE而衰落。政治神學傳統雖然對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史研究影響很大，卻因為一直沒有正式的教席而慢慢消失在歷史的長河當中。
參考文獻
- Skinner在the art of theory的採訪：Quentin Skinner on Meaning and Method
- Alexander, J., 2016. The Cambridge School, c. 1875-c. 1975.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 37 (2), pp.36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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